前沿讲坛第63讲 | 王思豪副教授主讲“作为方法的经、集互证——以汉赋用《诗》为中心”

2023年12月22日晚，中文系（珠海）于海琴六号A631会议室举办了第63期前沿讲坛，本次讲座主题为“作为方法的经、集互证——以汉赋用《诗》为中心”，由澳门大学中文系的王思豪副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樊波成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王思豪副教授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话题作引，指出汉赋是汉代的“一代之文学”，经学是汉代的“一代之学术”。他由此发问：汉赋这种文体为何会出现？其为何会在汉代达到鼎盛的状态，这与当时的学术背景及环境有何关系？汉代的“一代之文学”和“一代之学术”是否存在关联？针对以上问题，他从经、集互证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汉赋与经学的关系不等于汉赋与儒学的关系。近年来，汉赋与《诗经》学研究领域涌现了部分成果，但它们对于汉赋和经学的关系探讨往往都是在探讨汉赋和儒学思想的关系，并未触及汉赋和经学关系问题的本质。在王思豪副教授看来：“做古代学术研究要下‘笨功夫’。”他把汉赋中用经的语句均记录下来，并探究汉赋中直接来自于五经的文本。王老师认为，研究可从汉赋和《诗经》的比对开始，原因有三：一是《诗经》更接近于文学，汉赋作家的创作借鉴成分比较多；二是《诗经》的文本相对简单；三是诗经学是汉代经学中最显赫的学术。

在汉赋和《诗经》学的比对研究领域中，王老师尤其关注渊源问题。赋体是中国文学文体中较早出现并成熟的文体，它的成立过程在中国文体史上具有典范性意义。目前学界对赋体的渊源问题大致有五种观点：《诗》源说、《楚辞》说、诸子散文说、纵横家言说、隐语说。其中，最受关注的、影响力最大的是《诗》源说。该说法最早出现在班固《两都赋序》中：“（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其中，“古”指包含了《诗经》在内的古诗。这意味着，在班固之前，就有了赋体源自古诗的说法。后来，这个学说不断演化，出现“赋者是《诗》之六义之一”的观点，即风、赋、比、兴、雅、颂中的“赋”。这又与赋的尊体的命名相关。中国文体有尊卑之分，赋的尊体是与《诗经》相联系的。汉代经学地位极高，因此赋体朝着经学化的方向演变，“赋”成为六义之一。后人也多延续此说，如刘勰《文心雕龙》评价赋体为“六义附庸，蔚为大国”；又如清代的潘锡恩在总结汉代赋体的发展演变时，论证了赋“统六义而俱函”，同时将“赋”与其它五义的关系分成了三类：比兴、风、雅颂。

王思豪副教授指出，“诗之六义”之所以会分成这三类，与汉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首先，西汉以“风”尊赋体，强调赋体的讽谏目的，但由于实际赋体写作中铺陈过多，造成了“劝百讽一”的问题；东汉时以“雅颂”尊赋体，不再强调汉赋的讽谏功能，例如班固《东都赋》、班彪《北征赋》等等，但存在赋体和颂体混为一谈的问题；东汉以后以“比兴”尊赋体，赋体出现诗化倾向，但也出现了诗赋“同题”的问题。据此，王老师认为，汉人在进行赋体创作时，有意识地把六义分成了三个部分，并把这三个部分运用到创作当中，这就凭借风、雅、颂、比、兴的功能在尊赋体上形成了一种范式。

接着，王思豪副教授继续探讨以经尊赋的第二个问题——以赋传经。由于受到经学传染，赋体在创作中也在传经、解经；同时，经学解释也大量引用汉赋文本。但在汉赋中，“《诗》曰”却被隐去了，其因有三：一是调声制韵，即考虑节奏和汉赋的声韵，符合韵律需要；二是汉代经学家法严明，不可随意更改引用之语。但没有“诗曰”后，赋作家们可以修改引用的诗中的语句字；三是赋家主体精神的回归，这一特点也可从汉赋是最早进行署名的创作形式中彰显。“诗曰”隐去的现象没有人直接提出过，但古代文论家已有一些相关的陈述，如皇甫谧的《三都赋序》：“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後，缀文之士，不率典言。”这体现了经学权威性的下降。

最后，王思豪副教授总结了经、集互证的可能性，点明以经尊赋、以经丰赋、以赋传经、以赋解经的相互影响过程，对文史互证的缺陷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我们需还原中国文学“宗经”传统，回归“文心”研究。

讲座尾声，樊波成副教授对王思豪副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简要总结和补充。在场同学向王思豪副教授进行了提问与请教，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